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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日期:2024-12-20 21:33 点击次数:19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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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推动人工智能与司法工作深度融合
法律基座大模型将带来哪些“智体验”
今年11月,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“法信法律基座大模型”(以下简称大模型)。这是最高法积极探索使用人工智能技术为司法赋能,推动人工智能与司法工作深度融合的重要成果。
定位于国内法治领域“行业基座”大模型,它是如何“学习”法学知识和司法审判业务的?在积极拥抱科技的同时,如何确保大模型可靠可控?未来大模型将给法律行业带来怎样的“智体验”?《法治日报》记者就此采访了大模型合作研发团队负责人和有关专家。
先通后专通专结合
如何让大模型“学习”法学知识,并遵循司法规律将司法审判业务需求与大模型技术相结合?大模型合作研发团队技术负责人之一、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副教授刘知远说,这需要让模型实现从“通才”到“专才”的转变,类比于人类的知识学习过程,即先接受广泛的基础教育,再接受法律专业培训,最后获取特定任务的实践经验。
“服务法律业务的大模型不仅需要理解社会常识、了解行业惯例、精通法律知识,更要具备人类的价值观,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持一致,这样的模型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司法业务实践。”刘知远说,“先通后专,通专结合”,实现对法律业务的可靠支撑。
刘知远介绍说,在大模型“学习”法学知识、司法审判业务的过程中,研发团队应用了基于课程学习的模型训练技术,分阶段、递进式地使用不同类型的训练数据,以最大化专业数据的价值;应用了高效的数据治理与合成技术,解决了特定场景下数据样本量有限的问题;通过加入安全对齐语料培养模型价值观,增强模型内生安全,并且在系统设计上,通过全链路多级工程方案确保模型输出内容安全可靠;此外,还采用基于规模法则的模型风洞技术,保证了大模型训练结果的高效、稳定、可控。
法律和计算机科学是如何跨学科合作研发大模型的?刘知远说,模型需要实现通用能力与专业知识的深度融合,不仅要求技术上的创新,还依赖于不同行业专家之间的紧密合作以及知识共享。
“为确保模型在法律领域的结果具有专业性,需要法学专家对计算机专家进行指导。”刘知远说,在深圳智能审判辅助项目中,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、人民法院出版社投入了大量业务专家对模型效果进行指导与评测,构建了优质的评测数据集和评测标准。模型的训练过程融入了大量专家知识,在法律法规理解、法律事实整理、案件争议焦点发现、决策推理等多个任务的评测指标上有了较大提升。
确保内容安全可靠
法律行业积极迎接并拥抱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,在利用人工智能等科技成果赋能法律实践的进程中,也有诸多关键问题需要高度关注。
“在研发建设大模型过程中,要防范大模型技术的一般性应用风险,更需要在大模型应用的专业性、内容安全、数据合规、隐私保护、制度机制保障等方面作出长期不懈的努力。”人民法院出版社总编辑余茂玉说。
“法律行业应用大模型,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之下,既要同中国法治建设实际相结合,也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,要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,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精神,要确保内容安全。”人民法院出版社副总编辑、人民法院电子音像出版社社长林志农说,法律思维本身特有的逻辑性、严谨性,要求大模型具备更为强大的逻辑推理能力和论证能力。法律文本及各种法律文书在应用时有规范性和严肃性的要求,因此它对大模型生成内容的专业合规、安全可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
在林志农看来,可靠可控是大模型名称中“基座”两字的应有之意。大模型在法律行业广泛应用,其研发和预训练需要用大量合规的法律数据。其能力也主要是应用到各种法律业务场景,所以大模型的安全可靠、自主可控特别重要。大模型在语料来源合法性、标注规范性、输出合规性、内容安全性上严格遵照监管要求。
“大模型研发团队的构成包括组织领导团队、规划管控团队、技术研发团队。”人民法院电子音像出版社副社长石鹏说,其中,规划管控团队设计了大模型的六大支撑体系,即知识工程体系、评测体系、数据合规体系、内容安全体系、传统安全和创新安全体系、算力资源筹划体系。
“研发团队构建了大模型的评测方法和评价标准。评价指标体系广泛涵盖了大模型的能力体系,尤其注重法律专业性测评和内容安全测评。”石鹏说。
“在探索模型在法律行业的应用边界时,需要计算机专家对法学专家进行指导。”刘知远说,在大模型落地于真实的法律应用场景时,需要厘清大模型在不同场景下的适用度和能力边界。实践中,通过模型开发人员给出应用建议,确保真实应用场景中模型能力可控;同时,也明确了模型在实际业务中的辅助角色,严格保证人的决策权。
成为办案智能助手
“我们将推进大模型融入全国法院‘一张网’。”余茂玉说,经过对大模型底层能力进行更有针对性、场景性的开发应用后,一批数字化、智能化的“办案助理”“普法助手”“领域找法查案专家”“个人法律知识管家”等将上线应用,成为法律从业者的AI智能助手。
余茂玉说,大模型技术提供嵌入业务场景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,能够有效赋予法律业务的“新能力”和“智体验”,进而促进产业聚合和技术创新,将会成为法律行业的创新引擎。
对大模型,研发团队和法学专家都有很多期待。
“未来,大模型应在极大提升法律工作者工作效率的同时,更好地实现工作的规范化以及统一法律适用。”刘知远说。
“随着大模型智能体技术的发展,每一位法律工作者都可以拥有专属的智能体助理,承担机械的重复性劳动以及简单的创造性工作。”刘知远说,在不久的将来,法律智能体还会呈现多角色分工与多智能体协同。当事人、律师、法官、法律学者都能够通过专属自身角色的智能体助手,构建出一个更高质量、更高效的群体智能工作协同网络。
“相信大模型能够在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中发挥更大作用。”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教授张凌寒说。
“目前,我国的法律基座大模型主要面向国内市场,国际化程度较低,对国际市场的需求和法律法规的理解还不够深入。”张凌寒说,要更好地提升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国际影响力,需要加强国际合作,与国际组织、外国政府和企业建立合作关系,积极参与技术标准制定,提高模型的国际认可度。
“以法学为代表的实践性学科,长期面临数据壁垒和机制差异等问题,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实务需求与人才培养脱节的现象。”清华大学科研院院长、互联网司法研究院院长刘奕群说,传统法学实证研究获取样本的成本高、难度大,且样本数量有限,难以及时、准确、全面地反映社会实际运行状态,而以大模型为基础的多智能体技术,能够模拟复杂系统中多个主体的交互行为,包括各主体之间的博弈与协作。
“未来,我们将进一步探索司法多智能体技术在复杂系统模拟、协同决策以及动态调整中的能力,模拟法律适用过程中不同角色,如法官、律师、当事人等之间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动行为,为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提供仿真、高效、便捷的基础实验设施平台。”刘奕群说,以人工智能赋能传统实证法学研究范式的变革,将为法学研究和人才培养贡献一份力量。
来源:法治日报
记者:张昊 许昌股票配资